薛峰：只要建立了自己，深圳眩晕也没关系
©薛峰
2018年，深圳处在相当活跃的艺术文化氛围里，间中涌动的艺术新资本也给中国艺术圈带来了丰富的想象。接踵而至的艺术展览和博览会，相继进驻的文化艺术机构，难免会让置身其中的人产生一种眼花缭乱的晕眩感。
9月，《打边炉》做了一次关于深圳想象的反思，在2018年即将结束的当下，我们将会开始一个题为《深圳眩晕》的回溯性采访，试图来面对这看似凶猛的深圳浪潮之下交织着的真实与想象。
采访：吴碧芳、黄紫枫
编辑：黄紫枫
DBL：当下的深圳艺术文化热潮和你个人、你的艺术工作之间是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？
薛峰：个人和外界之间的密切联系就像是两个同时运转的机体，首先外部环境肯定是一直在变动的，如果你不动，会感受到某种空缺和失落感；但当外部动的同时你也在动，你就可以感受到外部和你个人之间的联系。
这二者间的关系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去调整的。个人的工作、独立的思考，并不就一定要在封闭的空间中完成。独立的思考会产生判断，而这样的判断，是要针对外界提供的信息，和对自己的了解之间进行不断的调整。所以只有去到了外界的现场，以此为参照系来反映自己正在做的东西，你才会知道自己和现在正在发生的现场，是否产生了可以对应的关系，再去看这之间的关系，远有多远，近有多近。
对深圳来讲，上海、北京是外面，纽约、伦敦是外面；对我来讲，深圳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外部，这是一个层层包裹又各自运转的整体关系。这里面时空的转移，都会让我们感觉到不同层面下的个体和外部关系。我可以作为个体，深圳可以作为个体，中国也可以作为个体，而这里面的每一个个体，它的外部都存在着这样的运转的机体，这才形成了完整的多元面貌。
DBL：当我们涉身到这个社会的洪流当中，可能对于我们的精力是一个很大的消耗，这种消耗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创作呢？
薛峰：会，挺焦虑的，所以选择就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。选择是很有效果的东西，没有选择，你可能什么事情都在做，即使不一定有利；但有选择，你就会把注意力放在选择上。个人的思考和理解决定了你的选择，毕竟信息太多了，这些信息本来是提供判断的，你需要用你个人的思考和理解决定去做哪件事，选择思考什么。
选择的是时间上的分配，是根据自己的意识、需求来选择自己在什么时间里做什么事情。首先我必须选择时间观看展览，去到现场接受新的东西。而在大量展览涌现的当下，我就会选择最重要、最有效的现场。所以我要去重新调配我的工作时间，什么时间在工作室，什么时间我要抽离创作，去到现场观看。这样才能将我在创作时所得的经验，转换到一些跟艺术生态相关的地方。
我为什么离开杭州，选择深圳这一个艺术家不是很多的地方，恰恰关乎我的理解。我的创作一向是以比较独立的姿态出现的，我没有日夜交流的群体，没有特别从属的圈子，那我就不需要这样一个能给予我特定安全感的地方。我把做艺术和观看展览的时空分开，可以使各自显得更有注意力。创作和观看其实是两个状态，创作特别需要能够自主驾驭的状态，一个稳定的、熟悉的地方。但如果在外面，还要耗费我以一种陌生的状态，去解决很多我在深圳同样会遇到的问题。
DBL：你觉得现在深圳这种节奏对你而言是依然是舒服的，还是会觉得不太适应？
薛峰：深圳的节奏，我的感受还是比较反面的。在深圳做展览，展览与展览间还是存在着一个空窗期。比如说艺术深圳是一个大场子，很多人会来，于是大家都希望把自己好的展览和档期都放在这一个时间段里。但这以外的部分，像画廊、空间、美术馆、非盈利性空间，包括艺术家的活动，都缺乏一个持续不断进行的工作节奏。
这可能是源于某种发力上的不足，这种发力又取决于它能够给予的内容。严肃的艺术展览，还是需要在一个比较专业的、学术的氛围里面展开讨论。我并没有感受到深圳已经有这么一个认知的氛围，整个行业缺少像北京、上海一样的专业人才，最终导致了深圳在展览之外的艺术生态发力上的疲弱。我对深圳还是像当初一样，有一种在陌生情况下的判断，感觉它有很多的可能性。
所谓深圳眩晕，可以分为两个方面：一个是深圳里面的人在讲深圳眩晕，他是站在离岸的一个角度上去说的；还有一个就是深圳以外的人，因为对深圳不了解，他总觉得这个里面的空间感很大，这二者之间的想象是不一样的。这么看来，它这个眩晕，也非眩晕，而是是外面的人不了解深圳的时候，产生一种虚幻的、想象的关系。
外面的人把注意力投射在深圳上，是因为他们觉得深圳作为一个发展迅速的、以科技为主导产业的一线城市，可能在商业上也是最值得期待的，于是他们都急于介入深圳，希望能从这里获得更多的商业信息。对我来讲，我现在已经成为了深圳中的一员了，我想的事情就不再是期待，也不是等待，而是我能在这里做些什么。恰恰是因为我在这边待了下来，经过观察、交流和消化之后，我开始觉得我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，围绕着艺术做一些我创作之外的事情。
说到这，深圳眩晕也没关系。当我处在其中，会发现其实深圳艺术生态的很多事情和我并没有必然的关系。在这样喧嚣的艺术现场里面，我只有通过创作来发现问题。一直以来，我就是这样来处理个体和外界的关系，如果我清楚自己作为个体的位置在哪，我会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。
DBL：深圳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崇拜速度的地方，各种标语都在强调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，它实际上是整个加速发展的状态，这种速度感会给你带来一些影响吗？或者它是一种助推力？
薛峰：我觉得两种都有。我们看到深圳的速度是深圳整体的速度，是所有个体单位的叠加形成的城市节奏。个体的速度始终是缓慢的，即使是在发展如此快速的城市里面，过去你看一本书需要多长时间，现在看一本书还是需要一样的时间，不过是在深圳速度的照映下，才感觉到了你个体速度的缓慢。
我始终还是相信那句话，慢工出细活，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。思考的节奏可以是快速的，但当我要去执行，我认为我的工作必须要通过时间和稳定的工作方式来体现的时候，时间对我来讲就是缓慢的。在创作的这个语境中，长时间的专注经营可以让我不后悔，因为快速它一定会出更快速的问题。
当然在时代里面，速度有它的特征。现在深圳的时代节奏是加速度的，我们甚至可以把快速、浮躁理解为今天的时代气息。但之后再反过来看这个时期，脱离了即时性，也许这种快速的时代感就成了一种挺慢的东西。
所以这里面的速度是相对的，只是我们在看到眩晕的效果之后，觉得这就是整体的速度。冷静下，这不是深圳的速度，深圳的速度应该是和我们个体的速度去对接的。
DBL：在深圳充盈的经济、政治资本下工作，一方面会为艺术创作带来多样的机会和发展的空间，但另一方面这些资本是否会反过来对你的工作产生一些影响，或是造成一种压力？
薛峰：每件事的所得与付出的代价都是成正比的。关于这座城市和个人的关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：消费高、房租贵、竞争压力大，这些都是跟你的日常生存密切相关的东西。有压力是画不好画的，在压力下思考会走形，需要不断地耗费精力去解决这些因为压力所付出的工作。所以当你选择一个地方，它会给你带来什么压力，又会给你带来怎样的可能性，在来之前你其实就已经综合考虑过，做好准备了。
我在杭州，房租便宜，时间悠闲，和人相处鲜有压抑感，那可能我创作时也会处于这一种慢节奏的状态。来到深圳以后，快节奏反而促使了我在思考和执行时候的准确性和有效性，更精准地去调整思考的方式，也成了我解决压力的新出口。
我觉得资本充足可能源于很多人对于资本的一种想象，因为他们太渴望得到资本了，才把资本说得特别多，事实上资本并没有真正的来到你身边来。从数据上来看，深圳的上市公司确实蓬勃，但上市公司并不代表他们就会做艺术，甚至可能他们连什么是艺术都不懂。这种现状需要我们以社会个体的方式推动去解决，发生作用以后，再生长出这之间的资源关系。
毕竟视角也不一样，我是艺术家，我没有特意去脱离与深圳艺术生态之间的关系，只是我会把注意力放在艺术、展览上，而不是去介入到商业这一块里面。我来到深圳，压根儿没有想过关于资本的事情，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围绕着自己的创作在展开。这才是我能够掌握的，是我能够在思考之后去执行的东西。如果说我要借助多方的力量才能把这个事情给做了，首先我没有这个需求，其次我也没有这个精力。
DBL：在这股潮流的背后，你是否觉得深圳还缺少什么？
薛峰：深圳没有缺点，它存在的是空缺。在空缺上填补东西之后也许会出现某种不足，我们把它称作缺点，但深圳现在需要的是不断填空的过程。近来深圳大量展览的出现，都非常有意义，这种意义是它们给深圳带来了一个数量上的介入，而这个数量，在此时可能比质量还重要。只有各种展览放到深圳之后，才能升发出缺点。
恰好深圳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它还不成熟，同时它又很有希望。你不能拿成熟的生态来衡量深圳，只是你看到了外面有这样的生态，但它不一定是适合深圳的，深圳的城市功能、艺术发生的原初和外面都是不一样的。我来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有比较成熟的生态，所谓的艺术生态对我来讲，是它现在有什么就是什么。
只是我想它迟早也会有，需要有一些人去做，这不是我要担心的问题，我要担心的只有我的创作，没有别的。我来到深圳，可以把比较好玩的东西可以带过来，这是我个人和外部之间必然的一种关系，是我作为一个外地的人来到深圳的功能所决定。我的概念就是去解决，或者我可以再提出什么样的问题，来消解我所看到的这一个问题。
DBL：你好像在持续地关注着新的信息，你是在追求一种信息的同步感？
薛峰：我关注信息，不是因为我特别需要信息，而是信息已经成为了一个能产生判断的地方。过去我们有闭门造车的概念，把很多精力放在技术制造的部分，但今天我们考虑的可能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，技术只是创作、思考的一部分，甚至是很小的的一个部分。现在信息也许真不是知识，但信息起到了推动知识延伸的重要作用，也促使我们的观念不断发生变化。
过去我是接受主义的，通过对画册里的误读获得新的可能性，符合我的，我就让它在我的作品中成立，成为我艺术的一部分。现在我去到现场看作品，不是去学习，而是把这些作品作为一个载体，触动我进入到别的想法，这是一个和过去很不一样的学习方式。
我不希望只是在接受信息，因为新的信息一来，就会把昨天看的信息全给挤出去了。我要捕捉这个信息背后的启发点。我没有办法在每天的冥思苦想中，平白无故地想到一个东西，我要借助某一个点，跳到我想去的地方。现场给我的感觉特别有意思，在现场看到的作品、碰到的人、感受到的气氛，都会产生即时的提醒，给我带来有效的捕捉力，这就是我要求去到现场的一个诱因。
我也会去探访那些很不知名的艺术家，看到那种很鲜活的状态，突然会觉得我们现在谁还能从大师那边获得新的东西呢？我太需要这种状态了，一直以来我着迷于这种内心不断探索的渴求，看这种作品是很过瘾的，它表达出了一种尚在陌生状态下的气质。但如果我真的挨个去找，要花很多时间。大场子，就把很多东西集中起来，我可以整体地观看到不同艺术家的作品，节省了很多寻找资源的时间和精力，所以我还是需求所致，选择去现场接触这些可能性。
DBL：很多艺术家会不断考虑自己和历史的关系，以及怎样的创作才能够进入到历史的书写当中，你似乎关注的是另外的方向，比如此刻的现场？
薛峰：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不认识这个圈子里面的人，特别想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展览，收集很多的人。结果积累到了一定数量的时候，就开始做筛选了，通过自己的需求和判断，把这个否认掉，把这个给接收起来，一点一点形成了今天的我。
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么漫长的一个阶段，我知道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在什么样的范畴里对我而言才是合适的，于是我会做出相应的判断，去执行我的想法。今天的我，可以不加入到任何展览里面，没有展览我一样可以存活，自我的存在才是最重要的部分。
像今天这个时代，会有一些很有效的展览主题，选择一批特定的艺术家来做，这是社会分工的关系。艺术家的工作方式、社会资源决定了他会有这样一些展览。但并不是说每个人所体现出来的东西，都得是一样的，也并非参加了展览才能被载入这个时代的美术史。
曾经我在学院里还没开始画画的时候，我觉得展览对我来说很有用，特别在乎美术史、艺术史，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的东西。目前来说，美术史、艺术史的作用和需求对我的创作好像已经不再是这种关系了，我们每个人都处在历史的节点上，你正在做的作品，就是和时代有关系的。
从艺术家的视角来看，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我要把画画是作为一辈子的工作，而不是一时的工作。当我把自己放在这一生的时间的时候，就一点都不着急了。焦虑是伴随着每一个阶段的，是因为对创作的焦虑，想冲出重围、让自己在一个陌生的领域里面找到新的状态，让自己所有的东西不断的有新的增长性。我得建立了自己，才能看得清楚身边可以怎么发声，再把这一种理解更大范围地输出。所有这一切的升发，都是你内在的建立决定的。
从大方向来讲的话，所做的展览是否真的能进入到艺术史，这都是未知的，是由时间决定的。如果今天你真的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艺术史的时候，你也会觉得挺搞笑的。到底是谁在书写艺术史？每个人都可以写一部历史，每个策展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形成一部历史，但他所认为的美术史，是否真的能够进入美术史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我们处在一个不一样的时代，在这样的节奏里面，只要你有作品、好的工作方式，出名就很快，当然淘汰也很快。那是什么决定了你的出名和淘汰？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消化来反过来看的，不是着急所决定的艺术家能不能进入美术史，是整体环境运转下所致的。
这个时代的好处就是，它还是能够允许各种各样的存在，你只要做足了，存在都能够成立。要我来理解眩晕的话，就是这些存在形成了我们非常丰富的现场，形成我们非常丰富的世界。